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源于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《日知录·正始》,“是故知保天下,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,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;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,与有黄焉耳矣”,本意是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沉沦,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。后来,梁启超在《痛定罪言》一文中将其精炼概括并赋予新的内涵,认为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应做深入的自我检讨,欲雪国耻,关键在于“我辈之自新”。时代在不断发展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在今天应被赋予更宽广的含义,即中华儿女当以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。

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精神,古已有之。从尧舜禹的关注农耕,到孔孟的仁政思想,再到屈原的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优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均体现着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历史责任感。没有国就没有家,没有个体也难以汇成集体。国家与民族属于当今世界的第一级集体,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全体中的个体;个体也要有主人意识,既然居天下之广居,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。所以,孟子认为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”。

从至公无私,到浩然之气。如果说,与物同体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,那么,作为一个个体来说如何养自己的浩然之气?二程同样从公与私的关系入手,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程颢说:“浩然之气,天地之正气,大则无所不在,刚则无所屈,以直道顺理而养,则充塞于天地之间。”(《二程集》11页)程颐说: “浩然之气,所养各有渐,所以至于充塞天地,必积而后至。行不慊于心,止是防患之术,须是集义乃能生。”(《二程集》158页)在二程看来,浩然之气,是天地间的正气,具有“至大、至刚、以直”的特性,且缺一则不能称为浩然之气。就人来说,当人“行不慊于心”时,便会生浩然之气。何谓“行不慊于心”?也就是当无愧于心时、没有办不合理之事时,便会生浩然之气,所谓君子坦荡荡,不愧屋漏是也。而在程颢看来,要养一个人的浩然之气,根本的在于“至公无私”:“至公无私,大同无我。虽渺然一身,立在天地之间,而与天地无异也。”“浩然之气,乃吾气也,养而不害,则塞乎天地,一为私心所蔽,则欿然而馁,却甚小也”。(《二程集》20页)

“至大、至刚、以直”原于孟子“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”(《孟子 公孙丑上》),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根本,程颢则认为,要做到“至大、至刚、以直”,包括直道顺理、集义与立志,要害在于“至公无私”,若有一点私意,便气馁,便不刚、不直,便不会心胸阔大,便不能明辨是非,便不能见义勇为,便不会有浩然之气。浩然之气,是人的大公之心、无私无我的外在表现,是一个人内心高洁、纯粹至善的外在流露。

从天理之公,到公心治国。二程认为,天理的根本属性是公,正是天理这种无私无欲之公的特性,才成就了大自然生生不息、繁荣昌盛的景象,才具有厚德载物的品质,而人类也要效法天理之公品德,具有博施济众之公心,用公心治国。理有多重含义,但二程却从天理无私无欲的本质特征生发出“理者,天下之公”,将理的公的内涵凸显出来,提出了理的公的性质与特点,进而阐述了公与私的关系,并鲜明地提出“理者天下之公,不可私有也”,从而告诫掌握公权力的人,不可以公谋私,化公为私。“天理无私,一入于私,虽欲善其言行,皆非礼”,在二程看来,天理是无私的,一旦有了私的念头,虽然想为善,可说话、行事皆是非礼,皆是处处为私所考虑,就会背离公众的利益。“公天下之事,苟以私意为之,斯不公矣。”如果掌握公权力的人,虽然是做为天下百姓服务的公事,但如果有私意,处事就不会公正。只有做到“至公无私,进退以道,无利欲之蔽”,即是面临危险境地,也能安步舒泰,没有可忧虑的事情。程颐更深刻分析了义利的实质:“义与利,只是个公与私”。义的本质是公,利的本质是私,在面临义利取舍的时候,有公心的人敢于舍己私为大家,而有私心的人,则会见利忘义,甚至假公济私、以公权力谋一己之私,不惜损害国家和大众的利益。二程对公与私的思考没有就此止步,而是深入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,给予了黄钟大吕的警告:“一心可以丧邦,一心可以兴邦,只在公私之间耳。”查阅历代先贤对公与私关系的论述,鲜有像程颢这样明确论说公与私关乎国家兴亡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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