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人画家的佛教绘画 : 董其昌(1555—1636),字玄宰,号思白,又号香光居士,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。“华亭派”的主要代表。明万历十六年(1588)进士,官至礼部尚书,卒谥文敏。董其昌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,著有《画禅室随笔》、《容台集》、《画旨》等文集。
从能见的作品目录来看,董其昌几乎没有直接的佛教绘画方面的创作,但在书画理论方面,其“南北宗”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。在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二中,他借鉴禅宗的南北分宗,将唐至元代的绘画发展,按画家的身份、画法、风格分为两大派别,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,而北宗是行家画,崇南贬北,提倡文人画的南宗,贬抑行家画的北宗。认为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,流传而为宋之赵傒、赵伯驹、赵伯骕以至马(远)夏(圭)辈。南宗则王摩诘(王维)始用渲淡,一变勾斫之法,其传为张璪、荆(浩)、关(仝)、董(源)、巨(然)、郭忠恕、米家父子,以至元之四大家。与董其昌同时的陈继儒、莫是龙、沈颢等人亦倡导或赞成南北宗论,他们彼此呼应。虽然作为一种绘画理论,南北宗论有很多内在缺陷,但是作为一种艺术主张,它对明末及清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清代的文人画家中,金农、闵贞、贾全、丁观鹏、罗聘、苏长亭、苏六朋、张崟、沈韶、徐漳、任伯年等人都创作过佛教题材的绘画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:
丁观鹏,乾隆时期(1736—1795)供奉内廷,善画道释人物,学其同宗丁云鹏笔,有出蓝之誉。《石渠宝笈》著录其作品83件,其中多模仿古人之作,作品面貌工细谨细,然对艺术有着自己的体悟,画风并不流于僵滞。画面常以人物为主体,配以精致的背景。人物线条用笔细如毫发,用色明净雅丽,深浅适度。
《无量寿佛图轴》为丁观鹏的代表作,纵99.3厘米,宽61.9厘米,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画面金线描于黑色底上,格调高雅,细致谨密。画面中央绘无量寿佛,面容安详,身披袈裟,袒右肩,双手禅定印,跏趺坐。须弥座两旁各侍立一佛弟子。座前有菩萨作女相,盛装朝拜。四周有天王与诸菩萨,皆庄严肃穆。整幅画渲染细致,用笔流畅。
金农(1687—1764),字寿门、司农、吉金,号冬心先生,又号嵇山留民、曲江外史、昔耶居士、苏伐罗吉苏罗等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久居扬州,是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。金农生活的时代,扬州商品经济发达,与以皇室赞助为背景的宫廷画家不同,扬州画派的赞助多来自当时的富商群体。除了画家个人的性情之外,艺术赞助人的不同也造就了他们狂怪的画风。但金农在强调个人面貌的同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。他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,与杭世骏、厉鸥、丁敬为同窗砚友。乾隆元年(1736),仕途不顺,抑郁不用志,于是周游四方,遍访齐、鲁、燕、赵、粤等地名山大川,眼界开阔,胸襟广大。他在50岁左右才正式作画,但由于他精于书法,文学修养较深,平生所见古人画迹甚多,所以“涉笔即古,脱尽画家时习”,所作书画均气概不凡。除佛像外,梅竹、鞍马、人物、山水无不擅长,尤精墨梅。佛教绘画有《佛像图》、《四大菩萨像》、《菩萨妙相图》、《十六罗汉像》、《佛院冰姿图》。
《佛像图轴》是金农佛教绘画的代表作,纵117厘米,横47.2厘米,现藏山东烟台博物馆。画面中央绘释迦牟尼,神情肃穆,身披红袈裟,袒右臂,拱手肃立。面部和手臂用淡赭石施染,显得丰润;与之相对,用渴墨绘衣纹,沉稳而不呆滞。
此外,画史上还记录有两位女性画家:“崔绣天,闽人,十三岁即解写佛,所作观音像妙相庄严位置山水云烟造微入妙。”“周禧,江阴人,周仲荣第三女也,其两姊俱长于丹青,喜写观音大士最工,心通意徹,非师受所可思议。”[1]像这样的“名媛”画家历史上少有记载,惜画迹不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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