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香山脚下,刚“满月”的国家植物园,郁郁葱葱,各种奇花异草芬芳吐艳,1.5万余种植物生机勃勃,竞相展现着生物多样性之美。

中国是全球植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,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.7万余种,约占全球的1/10,但很长时间,中国人却不得不去国外植物园及机构研究本国植物。目前,中国约有4000余种植物濒危,而植物园体系就是它们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
建立国家植物园,就是建立植物科学的研究和交流中心、战略植物资源储备库、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基地以及植物科学传播中心。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的心愿并为之付出心血。百年梦圆,也凝聚着社会共识。

2022年4月18日,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国家植物园当日在北京正式揭牌。新华社发

胡先骕

植物猎人在中国

植物猎人,全球出差,孤身涉险,以收集奇花异木为使命。这个听起来低调而神秘的职业,起源于欧洲,兴盛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,虽然并不为世人熟知,却改变了世界植物分布,甚至中国近代史。

大航海时代,即便是版图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,在皇家植物狩猎地图上,仍有一大片空白之地。这片被标注为“龙之巢穴”的地方,就是中国。

由罂粟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,打开了中国的植物宝藏之门。《南京条约》签署后,英国皇家园林协会立即派遣一支考察队,秘密进入中国腹地,探查那些不为人知、中国独有的物种。罗伯特·福钧,就是考察队派往中国的第一人,一个植物猎人。

三年中,福钧从中国找到了迎春花、荷包牡丹、白紫藤、胸花栀子(中国栀子)、芫花(中国瑞香)等,其中的中国蒲葵,还被当作珍稀物种,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的生日献礼。

这些发现,让他从一个农场雇工之子,摇身一变,成了英国贵族、科考界的典范,也让他被东印度公司相中,多次前往中国窃取茶叶和桑蚕的秘密。为此,他每年能得到550英镑的可观报酬。

1848年秋日,福钧第二次来到中国,安徽松萝山是他“猎茶之旅”的第一站。仅此一地,他就采集了大约13000株植物幼苗和10000颗茶种,并通过海路运往印度大吉岭,东印度公司的实验茶园。不过,这批娇嫩的绿茶,在路上纷纷霉变,未能在喜马拉雅山山麓生根。

1849年8月,他又盯上了九龙窠的大红袍。

被公认最正宗的大红袍,只有武夷山九龙窠岩壁上的那几棵。即使在最好的年份,九龙窠大红袍的产量也不过几百克。民国时期,一斤大红袍价值4000斤大米。不得不说,作为猎人,福钧眼光一流。

仅用一面黄色三角旗,他就被中国仆人包装成了一位满清贵胄、成吉思汗的后人,在武夷山被山民顶礼膜拜。在这里,他轻松获得了数百株茶苗,都是大红袍神树的后裔。他还采集了数千根树枝,放入沃德箱(便携的植物温室)中,进行无性繁殖。

就在他收获满满准备离开茶山时,寺院方丈还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: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。方丈已经知道这位“客人”是为何而来,但是他还理解不了,一棵茶树能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。

当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和尚行九叩大礼时,福钧吓了一跳,差点因为重心不稳摔倒在地。他上前轻轻扶起了老和尚,这是他在中国的数年,唯一一次受到良心谴责,觉得自己是个窃贼。

12838棵大红袍茶苗运抵大吉岭,几乎都存活了下来,这足以支持500英亩的实验园扩张成10万英亩的种植园。中国武夷山的大红袍,在异域生根发芽之后,成了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:大吉岭红茶。印度新生的喜马拉雅茶产业,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,就打败了中国千年来的茶叶垄断。

1866年,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,只有4%来自印度,而到1903年时,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59%。罂粟和茶叶,这两种植物逆转了中英贸易,也改变着世界历史走向。

除了福钧这样的商业间谍,还有一些植物猎人,以丰富人类的认知为名,活跃在中国的云南、广州、杭州、苏州等地。

学者型猎手中,名气最大的是欧内斯特·亨利·威尔逊。他把将近1600种中国特有的植物移植到西方园林,被称为“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”。

在威尔逊之前,法国的传教士阿尔芒·戴维在中国西南最先发现了大熊猫,并将200多种新植物带回了法国,这引发了欧洲植物界的“淘金热”:中国西南是个宝库。

1900年,威尔逊受聘采集中国特有物种——“鸽子树”珙桐。到达宜昌后,他组织了一支探险队,在山中折腾了数月,终于在一片密林找到了这种孑遗植物。从此,珙桐在国外被大量栽植,成为世界十大观赏植物之一。

1954年,周恩来总理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,游览苏黎世时,听导游津津有味地谈起珙桐树的来历,不禁大吃一惊。回国后,他立即指示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研究、栽植。

4月正是珙桐的花季,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宿根花卉园里,就能见到这一树奇花。它的花色洁白如玉,花型飘逸如羽,微风拂过,满树繁花犹如成群白鸽翩翩欲飞。

威尔逊曾任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,他的《中国:园林之母》一书,称中国是“花的王国”。他写道:“在我们花园最为受惠的国家当中,中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。”这本书大大提升了中国植物在世界园林中的地位,以至于西方流行着一个说法,“无中国花,不庭院”,但也暴露了中国作为植物输出国的尴尬状况。

植物猎手毁誉参半,从生物多样性角度看,他们倒是贡献颇多。乔治·福雷斯特在云南的采集保存了很多濒危物种,杜鹃花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把360种中国杜鹃引进到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,使该园成为“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”。

不过,福雷斯特在滇西北的采集无疑是野蛮的。1919年,他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发现了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大树杜鹃,竟不顾一切地让人把这棵大树拦腰截断,锯下一段树干,偷偷带回英国。这段树干让整个英国叹为观止,至今仍被当作“圣物”陈列在大英博物馆。

1990年代,国内计划整理、编撰一本《高黎贡山植物名录》时,不得不前往爱丁堡的标本馆“朝圣”,查阅他当年留下的资料,因为有些品种在中国早已绝迹。

据统计,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,约有316名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,标本数量达121余万份之多。这些标本被各大机构收藏,其中,又以英国邱园和美国哈佛阿诺德树木园最多。2010年代,邱园共有11635份采自中国的植物标本,含206科1102属6056种植物。

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、近代植物学史专家胡宗刚告诉记者:“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,已知的高等植物有3.7万余种,大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。可是,在20世纪初,中国人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本国植物之前,已经有1.5万种植物被外国人发现并命名了。”

农事试验场正门

从“本草”到“植物”

当欧美植物猎人在中国大显身手之际,国人对此却浑然不觉。究其原因,在于中国人对植物的认识明显落后于西方。

中国利用植物的历史由来已久,农书、本草典籍一向发达,早在《诗经》中就记载了植物知识,像《本草纲目》这样的药学著作,更是耳熟能详。但这只是本草学,与近现代植物学相去甚远。非常明显的一点是,《本草纲目》中的植物图大多是写意,而西方植物学家的植物图却细致到茎脉。

本草学,也可说是植物分类学的前期阶段,重点记载作为药用的生物。即便是本草学的集大成者《本草纲目》,也只记载了1892种药物,对野生植物涉猎甚少,视野也仅局限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种类。

“几千年来,我国传统草木学只重实践不重理论,是应该反思了。”1858年,晚清数学家李善兰在翻译数学著作之余,读到一本西方植物学著作,就和两位英国传教士合作,一并翻译过来。

谁能想到,中国首部“植物学”译著,居然出自数学家之手。作为第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著作,《植物学》共计8卷35000多字,插图200余幅。李善兰不但在序言部分强调植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,还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类植物的地理分布、内部构造、分类方法等,尤其是介绍了植物的内部构造,让国人看到植物体的细胞组成情况。

除了来自《周礼》的“植物”一词外,这本书还创造性地翻译了诸如细胞、萼、子房、胚、科等名词,这些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专业术语,一直沿用至今。

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,东西方植物学的融合点不会早于1880年左右,现在学界比较通行的观点是,李善兰1858年的译著可视为东西方植物学的融合点。

《植物学》一书传到日本,助力日本的本草学升级成了植物学,但在中国,植物学仍迟迟未从农学和医学中走出来。

又过了半个世纪,蔡元培挚友、不惑之年的钟观光在养病期间偶然看到了这本《植物学》,看得入了迷,药都忘记吃,甚至拿起墨水当茶喝了。病情好转后,钟观光即去野外采集标本,认真制作,从此由“革命之路”转向了“绿色之路”。

1917年,钟观光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,在接受聘任之初,他即表示:“欲行万里路,欲登千重山。采集有志,尽善完成。”在同事的眼中,他和蔡元培两个人“元培佩采集筒,维乔携轻便压榨器,共行郊野,觅取新种。进园则登万寿山,徜徉竟日而回”。

普陀鹅耳枥就是被钟观光发现的。这种树杈一律成双、绝无错生的植物,仅在浙江普陀山群岛中留存一棵,被人们称为“地球独子”。2011年,国家曾将它的种子放进“天宫一号”进行太空育种。2022年,距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的普陀鹅耳枥,终于在上海开花结果。这意味着,那个最初由钟观光发现的大树,终于开枝散叶,繁衍生息。

1924年,钟观光在《地学杂志》上登载10篇《旅途采集记》,介绍了他北到幽燕,南至滇越,足迹遍及11个省区,屡遭土匪袭击的植物调查过程。同年,他还以自己所采集的标本为基础,主持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。

终于,中国有了自己的植物猎人。

三年后,为了教学方便,他在杭州建起了笕桥植物园(今浙大植物园前身),园区虽小,但园内植物不仅按照植物分类系统排列,每株植物上还挂有写了中文、拉丁文学名和所属科名的标牌。

遗憾的是,钟观光倾尽心血,为《本草纲目》所做的植物分类学考证,至今未出版。植物学著作出版难,几乎成了几代植物学家的魔咒。不过,植物学家自有他们告慰英灵的特有方式——纪念谁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。

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梅里尔博士将钟观光发现的新属,命名为“钟木”,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植物拉丁属名。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也曾命名一种木兰科植物为“观光木”,以兹纪念。

假扮成中国商人的福钧

动物园里的植物园

“旧时代最后一人,新时代最初一人。”这是后辈对钟观光的评价。这也说明,到20世纪初,中国人才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植物。

清末,植物学仅作为知识传播,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科研教学机构,但这并不妨碍清政府照猫画虎,效仿国外建起植物园。

1905年,朝廷推行新政,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。虽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点是军事和政治,但国外公共事业的发展也给他们带来不小触动。如在参观动物标本馆时,考察团就对馆内陈列的大到鲸鱼、大象、小至虫鸟之类的标本赞叹不已。

回国后,湖南巡抚端方总结考察成果,上呈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》称:“各国导民善法,拟请次第举办,曰图书馆,曰博物院,曰万牲园,曰公园。”

次年,商部(同年9月改为农工商部)上奏朝廷,以“开通风气,振兴农业”为由,请拨西直门外乐善园官地,兴办农事试验场。

光绪皇帝当日准奏,还将内务府管辖的乐善园、三贝子花园、广善寺和惠安寺以及附近土地850亩并入,合计为1012亩(另说1062亩),筹建农事试验场,并于同年4月动工修建。

农事试验场所选地址,就是今天的北京动物园。

清康熙年间,这里曾为康亲王杰书的园邸,称“乐善园”。乾隆年初,该园荒败,但基础尚在,因紧邻长河,乾隆在此兴建行宫,成为皇家园林。光绪年间,此地只剩残墙断壁,一派荒凉景象,仍为内务府管辖。“乐善园”西,为乾隆宠臣福康安的御赐庄园,因此更为老百姓熟知,这一片园址也被称为“三贝子花园”。

开工一年后,农事试验场之“万牲园”,也就是后来的动物园,先期建成。又经过一年的营建,农事试验场全部竣工,建有动物园、植物园和农产品试验区三大区域。

植物园作为农事试验场的一部分,地处西南部,即广善寺附近,于1908年6月16日正式接待游人。场内附设茶室、凉亭、游船,还有游览图以便公众游览。因这里地处西直门外,交通方便,又是京城第一个既有动物又有植物的公园,所以特别热闹,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也曾来此赏菊。

当时的一篇文章称:植物园面积约三十亩,分为若干区,按照植物自然种类,按区域培植中外不同的植物,约千余种。玻璃房(也就是温室)专门培养奇花异卉,四时不绝,还有多种热带植物,而秋末菊花尤负盛名。

《顺天时报》一篇题为《京师博览园游记》的文章,详细地记述了植物园的情况:“再往西,见有一带矮小玻璃房,便是植物园。进门票价四枚。玻璃房内都是植物,靠东十间,靠西十间。中央过道两旁陈列的都是盆花盆草。”

用当年的眼光看,植物园规模不小,仅中央过道就能数出30种植物,从植物名字上看,还有不少外国植物,如美国无花果、美洲文竹。植物园内还为国花牡丹开辟专园,栽植多种牡丹。

时人感叹:“统计园中植物,不下数千种,东西洋植物一概都有,真是大观,不愧‘博览’二字。”

花草作为农事的附属品,还在试验区被分区培养,以备试验:“最著名的各品,类如福建的兰花,江苏的菊花,河南、山东的牡丹,湖南、江苏的珠兰,意大利的草花,澳大利亚的兰草,日本的苍蒲、蔷薇、樱花、百合花、福寿草等等。花香扑鼻,氧气蓬勃,不下几百种。每区都有标牌,写明第一区、第二区都是什么,游览的人一望而知。又有一区,分插数十百标,每标上又都写明江苏、广东、四川、福建、河南、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俄国等字样。远远地一看,木标排立,纵横成行,为的是准备试验,容易辨别。”

“无论从创办时间上,还是建筑规模上,设施上、管理上,特别是花卉收集、展示上,这个植物园都具备了现代植物园的条件,可以说是我国设立的最早的植物园。而辽宁熊岳植物园、浙江大学植物园和南京中山植物园,都创办于民国时期,与咱北京的植物园相比,时间上差着不少。”北京文史专家户力平非常自信地认为,缤纷的农事试验场可算是国家植物园的发祥地。

不过,这一观点尚未在植物学界达成共识,胡宗刚就不太认可:“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园,是在植物学诞生后,由植物学家主持的科研机构。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植物园,还没有从农学中分离出来,似乎不能说是现代植物园。”

不同于公园,也不同于普通植物园,对国家植物园来说,迁地保护和科研才是核心。如英国的邱园,不仅是大公园,是世界文化遗产,更是国际最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。

以此标准,晚清的农事试验场虽由皇家设立,但只学到皮毛。直到1929年,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成立,植物学家接管了此园,把园区植物按恩格勒分类系统分区种植,它才有了点现代植物园该有的样子。

园中还于1934年修建了陆谟克堂,这幢三层楼房,从法国庚款中拨款,以法国著名遗传学家拉马克(当时译为陆谟克)命名,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植物的科研楼。

好景不长,北平沦陷,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被迫迁往陕西武功县,日伪园艺试验场接管了植物园,树木遭到砍伐,花卉被毁,植物园成了菜园子。抗战胜利后,植物研究所于1946年回迁北平,但昔日植物园的面积已由40亩缩小到1亩左右,2000多种花木大多已无踪影。

万幸的是,到1949年,由所长刘慎谔冒着生命危险转移的15万号标本,又迁回陆谟克堂。

樱桃沟水杉林

1932年,在云南怒江考察的蔡希陶(左)

“第一”背后为雪奇耻

1841年,英国皇家园林邱园聘请植物学家胡克担任园主任。一般认为,这是现代国家植物园的起点。但邱园不是一天建成的,而是靠大英帝国扩张,植物猎手数百年搜集,以及几代植物学家苦心经营而逐渐完善的。

中国国家植物园的第一位追梦人,心比天高,明明万事开头难,却时刻“对标”邱园等国际上最先进的植物园。这位狷狂之士,就是被毛泽东称为“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”的胡先骕。

清末民初,留学生开展科学救国运动,将现代科研体制带回了中国。钱崇澍、胡先骕、陈焕镛等,回国后便在植物学领域里开疆辟土。

1921年到1923年间,他们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——东南大学生物系;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——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;编写了第一部国人编著的植物学教材《高等植物学》。

“中国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,分设动物部和植物部,秉志任动物部主任,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,到今年恰是创建百年。”胡宗刚讲起了创造诸多“第一”的胡先骕。

生物研究中,每发现一个新物种,就要把发现的第一份标本予以特殊保留,以作日后参考。这种如同“标准答案”般的存在,被称为模式标本。由于昔日研究完全由外国学者进行,中国的模式标本大多存放于国外。

胡先骕那时采得的标本,一份寄德国柏林植物园,一份寄美国哈佛大学,一份自留,不少标本要靠外国人鉴定后写信告之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,胡先骕再次赴美,到哈佛大学去“摸家底”。

当他徜徉在阿诺德树木园时,看到该园标本馆收藏着丰富的中国植物标本,在园中各展览区中,也种植不少原产于中国之物。一想到这些植物在异域他乡供人欣赏、利用,在故国却不为人知,就觉得是奇耻大辱。

回国后,他便与秉志在北平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(简称静生所)。由于范静生(范源濂)为静生所的早期赞助人,又在建所前去世,家人还把他的宅子捐给了静生所,所以以“静生”为名。

在所里,他常对蔡希陶和俞德浚讲起植物猎手威尔逊,他说:“上万号的植物标本,成千种的花卉、果木种苗,都在国外的标本馆、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,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。这怎不叫我们痛心!所以我们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,以抵制他们,尽快发展我国的植物学。”

胡先骕说到做到。初创的静生所,虽经费紧张,仍资助秦仁昌周游欧洲各大植物园、标本馆,并拍摄了18000多张模式标本图片。有了这套珍贵的照片,做研究就不必去海外找答案了,毕竟,大多数研究者没有出国的机会。

胡先骕还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、阿诺德树木园合作,连续派出了由蔡希陶、王启无、俞德浚带队的三支调查团,开展对云南的植物采集。从1932年正式启动这一长达14年的基础工程以来,两大机构再未派一人来滇猎取植物。

“设立中央生物调查所、中央植物园、中央昆虫研究所、中央经济作物研究所,皆为以后科学建国之要图。”哈佛归来,创建中央植物园,就在胡先骕的考虑中了。

他自己讲:“本人有志于创设植物园,在民国十五年(1926年),当时执教鞭于东南大学, 有美国哈佛大学萨金得博士, 即要求双方合作, 在东大设一植物园,培植吾国植物,其经费由双方募集之,嗣因北伐军兴,此议作罢。”

1928年,这一想法借助孙中山遗愿实现。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(今南京中山植物园前身),划地3600亩,囊括了诸多顶尖专家,开创了我国大规模引种、驯化、栽培野生植物的先河,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植物园。

1936年,静生所人员合影

抗战时的超前提案

此时,胡先骕已北上北平,为静生所筹建西山植物园。陈焕镛则南下广州,在中山大学建立植物研究室(今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前身)。“北胡南陈”两大高手,还联手编写了中国植物图谱。

1930年10月,西山植物园总算有了些眉目:有人愿意将鹫峰林场捐作植物园,但仍需筹措三万元作为启动基金。

静生所的资助者、负责管理“庚子赔款”的中基会,听取“西山植物园”计划后,以静生所成立时间不长,计划过于宏大,北平气候干燥等原因否决了它。

1933年夏,胡先骕应卢作孚之邀,指导建立“西部科学院植物园”时,仍耿耿于怀:“作者有意在北平创一植物园,数载于兹,尚无眉目。而数千里外在作者指导之下植物园,在短期内即可实现,可见在适当领袖人物领导下,百事皆易于成就也。”

反思后,胡先骕回到家乡江西,游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支持建设庐山植物园。1934年8月,庐山森林植物园(即今庐山植物园前身)正式成立,这是胡先骕主导的第一座植物园,也是在“华北情势终难乐观”的情况下,提前为科研机构打下“将来的迁徙基础”。

战争阴影下,庐山仍以邱园为典范,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水准的科研植物园。胡先骕指派静生所标本馆馆长秦仁昌担任庐山植物园首任主任,又派陈封怀前往英国爱丁堡专习植物园造园,回国后担任园艺技师和第二任园长。

短短几年间,白手起家的庐山植物园便与世界名园平起平坐,建立了广泛的种子交换体系,还建成了当时被称为“东亚惟一完备的蕨类植物标本室”。秦仁昌的蕨类植物研究,此时已享誉国际。

更有远见的是,胡先骕派蔡希陶选址,在昆明郊外的黑龙潭创建了静生所的又一分支机构——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(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)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,日军封闭了静生所,所中员工皆被驱逐,所内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损失殆尽。

俞德浚说,“狡兔三窟”是胡老抗战时期常挂在嘴边上的话。正是这“第三窟”,让一批批流亡的植物学家在昆明落脚,保存了一大批珍贵图书、标本和科研资料,黑龙潭一度成为“中国植物分类中心”。

越是风雨如晦,越要弦歌不断。抗战最艰难时,静生所的学刊复刊了,胡先骕用英文写道:“我们新的系列研究汇报,向世人宣告,尽管在北平全军覆没,我们仍然继续研究出版,并将加倍努力。”

1944年3月,抗战尚未胜利,胡先骕就向近代中国最高学术机构——中研院,提交了“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”。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,这是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最早提议。

在提案理由一栏,他写道:“植物为农工两业之主要资源,中国植物种类之丰富,甲于世界,可资利用之植物资源,未经开发者尚不可亿计……植物园为栽培各项经济植物之场所,宜择适当广大面积之地区设立一中央植物园,并在不同之纬度或高度设立分园,与经济植物研究所合立或分立皆可。”

建立一个以中央植物园为中心,以各地分园为辅助,侧重经济植物的国家植物园体系,不仅是胡先骕个人的追求,也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夙愿。在战时,这一提议也许太超前,但对那些在沦陷区苦苦支撑的植物学家来说,却是希望和信心。

1945年1月,农林部函复中研院,传达了蒋介石的批复:“凡政府所办若干工作事关百年大计,非短时期内所能完成……均应酌为停止留待战后办理。”

战后百废待兴,这一提案自然被无限期搁置了,胡先骕却不死心。

1947年底,学生郑万钧寄来一份辗转8年未能定名的标本,胡先骕通过与植物化石比对,将其判定为水杉。这意味着,白垩纪灭绝的植物又复活了。胡的一锤定音,被誉为“最近一个世纪以来,植物学界最重要的发现”。

声誉正隆之际,胡先骕将拟好的水杉国家公园方案寄给教育部次长杭立武,“果成,则亦中国学术史上一重要事也”。然而,那时的国民政府已岌岌可危,不可能有下文了。

如今,步入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樱桃沟,便可置身于一片水杉林。抬头满目青绿,低头溪水潺潺,水杉细密的羽状叶片,与直入云霄的枝干,让人仿佛置身原始森林。沟内,还有一水杉亭,亭侧岩壁上刻有胡先骕所作《水杉歌》。

这,应该就是他设想中的,比肩美国红杉国家公园的,中国的水杉国家公园。可惜,一代宗师未能亲见。

户力平告诉记者,满沟近180余株水杉是1972年由湖北利川引来种子,在育种基地播种出苗后,于1974年和1975年分两批栽在溪沟内的。樱桃沟内终年流水,湿度大,背风无严寒,水杉这才蔚然成林。

俞德浚

北京一定要有国家植物园

民国时期,胡先骕的“傲”和“倔”就出了名。

新文化运动时,他代表“学衡派”与胡适辩论,反对白话文,此后一辈子与文言文为伴,以诗文为乐;1946年,蒋介石听说他也在庐山,亲笔手谕接见,他却以“不想再空谈”为借口,提前下山。接见时间到了,仍不见胡先骕到来,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寻也未得见。

在大是大非上,他则是无畏的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,中研院首届院士是国共双方重点争取的对象,胡先骕没有走,并公开呼吁傅作义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。

抗美援朝时,他奔赴战场,以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名声和大量植物证据,揭露美军在朝鲜境内实施的细菌战,使美军无法抵赖。

即便是在向苏联“一边倒”的政治环境中,他仍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中,直指苏联农科院院长李森科“小麦变黑麦”的论点是伪科学。

《陆定一传》中提道:1956年4月27日,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了苏联学者的抗议。毛泽东问,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(现称院士)吗?陆定一说:“不是,没有给。”毛泽东又说:“恐怕还是要给,他虽然顽固,但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。”然而,在1957年增补学部委员的名单中,还是没有胡先骕。

1956年下半年,胡先骕应邀列席会议,听取了毛主席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的报告。毛主席说:“谈家祯、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,有利于学术上贯彻‘双百’方针。”很快全国高校恢复或开设了摩尔根学说的讲授。

20世纪的江西产生了两位学术大师,一个是陈寅恪,另一位就是胡先骕,他们是同时代的风云人物,二人性格相似,精神品格相似,命运也相似。最终,他们都长眠于庐山植物园,连墓地都挨着。

胡先骕一度成了被遗忘的人,但他的植物园梦,仍通过学生们代代相传。

陈封怀从庐山起步,先后规划并主持了武汉植物园、华南植物园等,被誉为新中国的“植物园之父”;蔡希陶扎根云南,1959年于西双版纳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;俞德浚则至死不渝,誓将当年的“西山植物园计划”进行到底。

1950年,静生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,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(后称中科院植物所),在西郊公园的陆谟克堂办公。

西郊公园被北京市园林局接收后,改为北京动物园。这段在北京动物园里办植物所的姻缘,成了中科院和北京市联手建设植物园的契机。

起初,双方商议要在北京动物园里多划出一片地建设植物园。然而,初步意向达成后,植物学家觉得地方太小,北京市园林局又担心预算不够,只得另起炉灶。

寻找新园址的任务落到了俞德浚身上。他追随胡先骕多年,1950年从英国进修回来,在《科学通报》上发表了《世界各国植物园概况》一文,继承了老师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志向。

紫竹院、圆明园、十三陵、小汤山、金山、大觉寺、温泉、香山……俞德浚考虑了很多种可能,最后看中了香山卧佛寺一带。这里空间很大,地势起伏,地形变化复杂,樱桃沟的水源充足,距离市区也较近。

1954年4月5日,中科院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,希望在北京西部的玉泉山和碧云寺附近,规划出5000至6000亩的土地,作为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园的永久性园址。

植物所10名青年科技人员(黎盛臣、吴应祥、董保华、张应麟、阎振茏、王今维、王文中、谢德森、孙可群和汪嘉熙)还联名写信给毛主席,提出“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座像苏联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、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”。

国务院对青年的呼声很重视,很快批复了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联合申请,并拨经费563万元,用于第一期建园。

俞德浚组织“专家规划设计委员会”,以莫斯科植物园为蓝本,对北京植物园进行了总体规划。为了兼顾科研和科普,香颐路(今香山路)以南约93.3公顷为植物园试验区,即“南园”;香颐路以北440公顷为植物园开放游览区,即“北园”。该委员会还讨论了建设13个展览区、建设大型展览温室等规划,计划在1962年完成基建。

当时经济条件差,建园靠的是一腔激情。为了尽快将卧佛寺前的荒滩绿化起来,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安排绿化劳动,靠肩扛人抬,硬是在乱石滩上栽种了油松、侧柏等。

1959年12月4日,“末代皇帝”溥仪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“特赦”后回到北京,也到植物园南园报到,成了一名“花匠”。

第一个月,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;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。由于他虚心好学,很快学会了播种、移栽幼苗、上盆、换盆和松土等技术。三个月以后,溥仪先后被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,学习给花卉剪枝、换盆、嫁接等技术。

溥仪在植物园劳动锻炼了383天,于1961年3月6日离开。此时,国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,植物园建设被迫下马,专款只花了154万元,余款全被冻结上缴。

建设一停,香颐路就成了“楚河汉界”。“南园”与“北园”的全面合作关系中断,形成两个不同隶属的单位。“南园”属于中科院植物所,“北园”属于北京市园林局,从此单独运作。

改革开放后,南北两园各具特色。如果说北园是以美学为引领,追求植物之美,那么南园则以科学为遵循,追求植物之真。

“北园”历经初创、专项建设和大规模建园三个阶段,先后建成了牡丹园、芍药园、碧桃园、丁香园、木兰园、海棠园、梅园、月季园等景区,1987年4月23日正式售票对外开放。此后,一直以植物展示、保护和科学普及为主,致力于为大众提供舒适、优美的游憩场所。

“南园”一直是我国北方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迁地保护的重要基地。园区建有宿根花卉园、稀有濒危植物区等十余个专类植物展区和一个热带、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,收集保存植物7000余种。1990年代,植物标本馆建成后,中科院植物所也从动物园迁至此园,大批学界精英在此耕耘。

俞德浚主持园务工作近30年,1986年病危时,还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人说:“北京只有一个植物园,即北京植物园,不能分。分开后南园缺少土地,北园缺少科技。植物园建不起来我死不瞑目。”

俞德浚逝世后,他的骨灰安放在南园,一片浓郁的水杉林前,旁边还有他毕生研究的蔷薇科月季园,真可谓一树一花总关情。朴素的大理石板上,铭刻着“1908~1986北京植物园奠基人俞德浚教授”字样。

到21世纪,首都需要一个能反映国家科技水平的植物园,已经不仅是植物学家的心声,更成了社会共识。2003年12月26日,侯仁之、陈俊愉、张广学、孟兆祯、匡廷云、冯宗炜、洪德元、王文采、金鉴明、张新时、肖培根等11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,提出“关于恢复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”。

南北两园各自走过了半个世纪,也意识到“合”是大势所趋。借着建园50周年的契机,两园初步商定,以1956年“国务院关于筹建北京植物园的批复”为基本依据,恢复中科院和北京市的合作关系,共同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植物园。

从那时起,两园就开始结合现状和基础,参照当前世界先进植物园的发展趋势,重新进行统一规划,积极向国家植物园迈进。

2008年12月,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再次联名给中央写信,希望早日启动北京国家植物园建设。2021年,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,中国正式宣布启动北京、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。

今年4月18日,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,由北京植物园的南北两园整合而成,总规划面积近600公顷。未来,全国各地还将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植物园。目前中国约有4000余种植物濒危,而正在建设的植物园体系就是它们的“诺亚方舟”。

回望自第一个植物研究机构成立以来,中国植物学界走过的百年历程,人们也许会发现,现在这个走向未来的植物园体系,竟然与胡先骕当年的设想十分相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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