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行贵州
标题: 乌蒙磅礴——毕节市脱贫攻坚采访记 [打印本页]
作者: 图行贵州 时间: 2020-4-24 14:53
标题: 乌蒙磅礴——毕节市脱贫攻坚采访记
乌蒙山，位于贵州高原西北部和滇东高原北部，由云南延伸入黔，250公里绵延于威宁、赫章等地，平均海拔约2080米。
群峰耸立，如浩海腾波;峡谷深陷，如刀切斧削。
我们的车从织金进入毕节境，经纳雍、七星关、赫章、威宁，一路向西，在这些逶迤连绵的山海之间穿梭起伏。
访贫困村寨，看绿色产业，聊机制创新。行走间，我们看到了毕节人民在这片“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”战天斗地的治贫奇迹，听到了中国梦在乌蒙深处绽放的声音。
赫章韭菜坪，贵州最高峰，海拔2900.6米。(贵州图片库)
毕节巨变:制度优越性下的社会变革
“海拔二千三，人均三十三，山上光秃秃，地里粮荒荒。”曾经，赫章县海雀村“苦甲天下”。
海雀早已经满眼翠绿，苍翠挺拔的华山松，从村头一直绵延到山顶，郁郁葱葱、一望无尽。(李森/摄)
4月初，我们看到了34年来的涅槃巨变:
这里，“年人均纯收入仅33元、占有粮食仅107公斤”已成历史，229户人家的村子拥有汽车64台;这里，上万亩风沙四起的荒山秃岭变成了莽莽松海;这里，森林覆盖率从不足5%上升到超过70.4%;这里，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%，陆续走出13名大学生;这里，老支书文朝荣的雕像早早地“站”在了村委会广场;这里，成了中国、贵州的精神高地。
“忆往昔，泥土墙，茅草房，支口锅来铺张床;到如今，小青瓦，白粉墙，真皮沙发弹簧床。”威宁自治县石门乡的一句顺口溜，道出毕节正经历一场社会变革。
基础设施在变，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农村公路网络正在形成。
生活方式在变，石门坎社区新营苗寨78岁的李文芝老人住上了120平方米的2层楼房，用上了水冲厕所、电视机、电冰箱，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;韩银春在结对帮扶干部的帮助下，咬牙买了一辆微型小卡车跑起了运输，还在新营新居开起了苗寨第一家超市。
石门乡石门坎社区新营苗寨一角。(陈鹏/摄)
生产方式在变，海拔2200米的“石门乡一把伞现代农业扶贫农场”上，搞起了自主改良的机械化耕种，发展起智慧农业;山坡下走循环农业路子的牛场，场地上将装摄像头，牛脖子上会带数据项圈，大数据在养殖业中开始发挥作用。
流动的薄雾中，三台机器发出轰鸣，在深色的土地上忙碌着。(陈鹏/摄)
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，是恒大集团的援建点。街道办事处组织委员居晓娟告诉记者，为给“新市民”的新家营造“故土感”，在社区工作人员引导下，“新市民”们组建起红歌队、山歌队、广场舞队等11支文艺队伍。
晚饭后，“新市民”的山歌老调被填上了新词:“毕节街上柏杨林，搬迁搬来三万人。大家来到广场上，唱首山歌来欢迎……”
以“文”化人，以“产”稳人。为了让搬迁群众实现“安居”“乐业”，毕节市创新护校、护路、护林、护医、护厂、护河、护寨、治安巡防、养老护理、环卫协管员等“十大员”公益性岗位兜底就业，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、恒大集团帮扶等输出就业，设立县(区)劳务公司、乡镇劳务工作站等组织引导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，利用安置地周边经济开发区、公司、企业、大型超市、餐馆等引导集中就业，解决搬迁劳动力就业6.03万人，基本实现有劳动力搬迁户1人以上稳定就业。
据统计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毕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252万人，贫困发生率从29.95%下降到1.54%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26元增加到10320元，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的重大跨越。
在毕节历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总结发展经验时，毫不例外地会有一条:毕节的发展，离不开全国统一战线的鼎力支持，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对口帮扶，和恒大集团及社会各界的倾力帮扶。
毕节试验区的发展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，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。
毕节算式:绿色发展=生态+产业
乌蒙山区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:改革分田到户，一户农家分得6块田，兴冲冲上山，扔下斗笠数田，数来数去却只有5块。原来，斗笠盖住了一块。
支离破碎、广种薄收的喀斯特地貌，一直是横亘在毕节发展面前的“时代之问”。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这是“中国之答”、“毕节之纲”。从“五子登科”发展理念开始，毕节的答法一直就是，用生态和产业的“加法”做出金山银山的乘数效应。
“乌江第一漂”的总溪河畔，纳雍县厍东关乡陶营村。4500亩绿色森林，枝头闪烁着无数果红肉厚、晶莹剔透的“玛瑙红”。
纳雍县厍东关乡玛瑙红樱桃(贵州图片库)
据当地干部介绍，陶营村以种植玛瑙红樱桃为主导产业，种植面积6000亩，进入盛产期4500亩，人均收入超过15000元。厍东关乡的种植面积更是超过3万亩，全乡10个村有6个村基本实现全覆盖，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6%。
厍东关乡党委书记周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玛瑙红樱桃每亩投入1500元，亩产樱桃800斤，按市价10元/斤计算，盛产期的玛瑙红樱桃1.8万亩，年均创收1.17亿元，全乡受益群众1.6万人，人均增收7312.5元。
不仅卖“果”，他们还卖“花”、卖“苗”。初春三月，樱桃花竞相开放，洁白如玉、天青一色，赏心悦目。厍东关乡借机发展赏花乡村游，年均接待游客3万人次、收入300万元。划定2000亩育苗区域，集中以“高枝压条”的方式繁殖育苗，提供全县26个乡镇(街道)及周边县区推广种植，树苗甚至远销湖南、四川、云南、山东等地区。“叫玛瑙红的樱桃，都源自我们纳雍。”樱桃大户杨才貌说。
在织金县，马场镇的鸡场坝居、龙井村、布底村一带，7200亩皂角树连成片。离马场不远的猫场镇，大大小小的精加工厂有100余家，年产值近4亿元，带动当地农户25000人受益，产品远销福建、广东、香港、台湾以及日本、东南亚等地。
织金，是“全国最大皂角精集散地”。皂角，成为了织金的富民产业。
产业之花，各美其美。大方县借势“中国皱椒之乡”大力发展皱椒产业;百里杜鹃聚焦“茶·花·旅”产业，走短期以旅促茶、长期以茶促旅的茶旅融合产业发展之路;威宁自治县，以草海为中心，以坝区为重点，建设覆盖6个乡镇的“三白”蔬菜基地……
农业产业富了百姓，还绿了山坡。毕节的生态建设成绩也是“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”:2019年，全市完成造林绿化125万亩，治理石漠化169.8平方公里、水土流失93.12平方公里，森林覆盖率达57%。
绿色发展=生态+产业。
毕节的算式证明，石漠化治理、生态建设、产业发展，从来就不是悖论。
机制创新:党建引领，激发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
小智治事，大智治制。治贫，是对基层治理能力和机制创新智慧的考验。
大方县星宿乡河山村，一条条平整干净的步行道和乡村路，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村子的各个角落，俨然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。
“曾经的河山村是远近闻名的‘脏乱差’”。大方县整治办主任黄彦瑾介绍说，这里曾经垃圾乱堆、杂物乱放、污水乱排、粪土乱倒等现象随处可见，甚至有些农户家里被褥都脏得“发黑”。
变化，发生在2018年2月在全县率先推行的“三个一元”机制。河山村第一书记邓洪超说，“三个一元”机制，就是每个农户每月出资1元钱、村集体补贴1元钱、乡级财政奖励1元钱，建立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奖励基金，用于奖励在环境卫生评比中表现好和进步快的家庭。“目前，河山村形成了‘人人爱清洁，个个讲卫生’的局面”。
大方县星宿乡河山村每户村民门口，都摆放着小型分类垃圾桶。(陈鹏/摄)
为什么是“一元”?大方县委书记佘龙说:“把‘公家’的事变成‘自家’的事。一元，就是一份付出、一份参与、一份责任，就是要用一元的最小付出，收获超出一元、在家庭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的超值回馈。”
为什么是“三个”一元?大方县的逻辑是，打通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，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，这既是脱贫攻坚的需要，也是乡村振兴的需要。
如果说“三个一元”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治理的前端动力问题，那么“道德超市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治理的后端动力问题。
在赫章县金银山街道，“党建+积分”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探索。
从2018年6月开始，2760户、13622人陆续从乌蒙高原的深山区、石山区搬迁而来，形成了这个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。
从“山里”到“城里”，从“村民”到“市民”，突然的变化让社区搬迁户存在着诸多的“不适应症”。
“社区管理，干部大包大揽，累;群众各做各的，冷。干部干，群众看，干部着急、群众不急。”金银山街道工作组组长朱启辉说，在此背景下，2018年10月，“党建+积分”模式开始运行。
“‘党建+积分’模式，就是把社区干部、党员、楼栋长、居民全部纳入积分管理，重在解决‘思想’问题。”赫章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王力认为，“党建+积分”制度，让做有方向、评有标准、学有榜样，量化的“数字表”变成了文明风气的“助推器”，能有效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的问题。
其他县区的治贫探索，也几乎高度一致地表达了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理念。
织金县的分类组织、分类讲习、分类就业、分类服务、分类治理“五分”工作法，用七彩标记管理搬迁安置楼栋。
纳雍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“百姓评说员”，为群众评理说事，推动搬迁群众自我治理、革除陋习、树立新风。
纳雍县珙桐街道白水河社区，评说员们正在开会评选“最美家庭”。(陈鹏/摄)
威宁自治县的6333222移民服务热线电话，畅通搬迁群众诉求渠道。
……
当我们回望身后的莽莽群山，不禁感叹:
毕节，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硬是靠着坚定信念、艰苦创业，让“苦甲天下”的喀斯特土地开出了脱贫攻坚的“希望之花”。
毕节人，真是一群英雄的人民。硬是靠着求实进取、无私奉献，让“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”的毕节成就了“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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